当前位置:首页  特色文化  专题论文

高职学院作为校本文化资源的标志性人物及其开发

作者:倪筱荣 杨兴华来源:邓建军学校文化研究会发布时间:2017年05月30日点击数:362

 要:高职学院作为校本文化资源的标志性人物与学院存在渊源关系,根据人物的知名度和内涵的丰富程度,可分为三个层次。在开发这些人物资源时,必须根据人物的内涵特征贯彻适度原则。层次较高、内涵丰富的标志性人物可以从学校文化的角度进行系统开发,基本思路为:结合人物内涵特征概括提炼学院理念——寻找学院工作与人物内涵的联系点——持续开展相关活动。

关键词:学校文化;校本文化;校本文化资源;高职学院;标志性人物

 

 所谓“校本文化资源”,是指“在校本文化建设过程中可资利用的、学校独有的文化资源。这样的资源其他学校也可利用,但却无法从同一个源头、同一个层面来享用。校本文化资源包括作为文化资源看待的学校早期特有的理念、精神、体制、机制、制度,独特的地理、地貌,独特的意义深远的历史、事件,特有的人物及人物故事,特有的建筑、特有的文物以及其他特有资源等。”[1]

作为校本文化资源的标志性人物,是指在一定范围内具有一定知名度、在校本文化建设中可资开发利用的人物。我国著名高等学府尤其是百年老校的文化史上都拥有一定数量属于自己的标志性人物,这样的人物具有特殊内涵或特殊意义,属于一种“文化符号”,在学校的文化建设和传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所在学校极为珍贵的校本文化资源。我国高职学院出现不过短短十几年,校本文化资源较为匮乏,借力于全国性的文化建设热潮,高职学院一直在努力寻找、挖掘、树立自己的标志性人物,以期丰富所在高职学院的文化内涵,扩大并提升学院的社会知名度。本文拟就高职学院作为校本文化资源的标志性人物的层次、与学院的渊源关系、开发的适度性、如何从学校文化层面进行系统开发等问题进行探讨。

.高职学院作为校本文化资源的标志性人物的层次

高职学院办学时间短、办学层次低,文化建设过程中缺少著名本科院校那样群星璀璨的标志性人物。我们将高职学院仅有的作为校本文化资源的标志性人物分成以下三个层次:

第一,在社会上、历史上具有一定知名度或广泛影响力的人物。这一层次的人物思想深刻,底蕴深厚,事迹丰富。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最早的投资者、创办者黄炎培,南通纺织职业技术学院最早的投资者、创办者张謇,健雄职业技术学院正围绕之进行文化开发的世界著名实验物理学家吴健雄,盐城卫生职业技术学院的前身——新四军华中卫生学校的创办人陈毅等,他们或立功,或立言,或立德,成为所在高职学院的巨大文化财富。

第二,在某个区域、某个行业、某个系统内部具有一定知名度或影响力的人物。刘瑞龙,1910年出生于江苏南通,是我党早期南通地区重要领导人之一,建国后曾担任农业部常务副部长,成为农业方面的专家型领导人,事迹丰富。刘老去世后,家人按其遗愿将900多册图书分批赠送给南通农业学校(南通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前身)和现在的南通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学院因此大力开发这一人物资源,形成了独特的以刘瑞龙为主题的文化。化工实业家范旭东、化工科学家侯德邦在我国化工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在化工行业具有很高的知名度,二者与南京化工职业技术学院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该院围绕二人打造学校文化,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

第三,在校内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人物。王辉是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2011届毕业生,在校期间就在学院扶持下利用学院的办公室和学院的市场成功创业,为6000多名在校生提供或介绍勤工助学岗位,不收任何中介费,为此少赚了20多万,被评为“十大最美常州人”以及“2012感动中国江苏选区十大人物”,省市级各种媒体反复报道。这一层次的人物很多高职学院都有,如何选择、如何定位、如何宣传、宣传到何种地步,其主动权完全掌握在学校手中。如果称他们为“标志性人物”还不是很合适的话,也不妨称作“重要人物”;若能努力挖掘形成人物系列发挥群体效应,其对高职学院文化的影响力也不可小觑。

.高职学院作为校本文化资源的标志性人物与学校的渊源关系

一所学校作为校本文化资源的标志性人物与学校都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这样的关系有些是直接的,有些是间接的、拐弯抹角的。这种关系让标志性人物与学校师生之间具备了亲和力,关系越直接越深,亲和力也越强,其在文化建设中发挥的作用也就越大。正是这种渊源关系,使得这些人物超越了一般文化资源的层面,成为了学院的校本文化资源。这种渊源关系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学校的投资者或创办者。如前文所述黄炎培、张謇、陈毅等。

第二,学校教师。位于湖北省的襄阳职业技术学院因为肖楚女、谢远定、张元衡、黄火青、李实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张光年、韦君宜等文学艺术家都曾在校弘文励教,他们的在校经历连同其英勇事迹和革命精神,奠定了学校发展的人文基础,该院积极挖掘、开发,这些革命家、艺术家自然也就成了该院文化建设中的标志性人物。

第三,学校学生,包括毕业生和在校学生。邓建军,是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前身常州轻工学校毕业生,他以在中专所学的知识和技能为起点,立足企业岗位,不断钻研,努力创新,完成了大量技改项目,仅其中一项就创造经济效益3000多万元,两项专利技术填补了牛仔布制造业的国际空白,成为新世纪全国首批七个“能工巧匠”之一,是全国五一劳动模范、全国技术能手、全国青年岗位能手、全国职工职业道德建设十佳标兵,国庆60周年入选“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7次受到胡锦涛、习近平总书记接见,被称作“民族工业的脊梁”。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围绕这一优秀毕业生进行了系统设计,并持续开展文化建设工作,甚至开创性地将特色文化命名为“以邓建军精神为核心的学校文化”,建设成果获教育部2010年全国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成果三等奖。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在校生耿高鹏舍己救人英勇牺牲,江苏省教育系统一度掀起学习热潮。该院围绕耿高鹏事迹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有关文化建设成果荣获教育部2012年全国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奖。

第四,学校借以命名并借助之发展的人物。世界著名物理学家吴健雄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人”,出生苏州太仓,生前就希望家乡太仓能够有一所大学,2004年,以其姓名命名的“健雄职业技术学院”应运而生。虽未得到吴健雄及其家属的投资,但“吴健雄”这一名字引来了很多其他方面的资金和文化资源,学院收到了大量有关吴健雄的第一手资料,包括杨振宁、李政道在内的大量中外物理学方面的大师或光顾学院参观,或到学院开设高档次讲座,或为学院题词。学院围绕吴健雄进行方方面面的文化建设,全方位建成了吴健雄文化。

第五,学校主干专业所属行业的标志性人物。潘序伦是我国立信会计品牌的创始人,是国内外享有盛名的会计学家和教育家,被誉为现代“中国会计之父”,属于我国会计行业的标志性人物。北京财贸职业学院与潘序伦本无直接关系,然而该院下设了“立信会计学院”,组织了“立信会计文化沙龙”,开设了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订单班,并于2011年在校园为潘序伦塑像,反复宣传立信会计文化的核心理念。行业标志性人物对于所在行业的所有单位都具宣传、弘扬价值,不是严格意义上学校独有的“校本文化资源”,然而北京财贸职业学院通过一定的方式与行业标志性人物建立了特殊的联系,从这一角度看,潘序伦基本也可算作是该院的校本文化资源。

第六,其他渊源关系。南通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与刘瑞龙的渊源关系共有三个方面:刘瑞龙是南通人,建国后刘瑞龙从事的是农业管理工作,刘瑞龙去世后按照其遗愿有900多册藏书赠送给了学院。尽管这类关系不算很深,但如果能做好系统设计,从多个角度不断加深二者的关系,也可写出较有特色的文化篇章来。

.高职学院作为校本文化资源之标志性人物开发的适度原则

高职学院在文化建设过程中可资利用的学校独有的校本文化资源普遍比较匮乏,标志性人物资源更加稀少。笔者曾就“校本文化资源”问题在常州高职教育园区内的五所高职学院进行调查,将调查问卷中“值得纪念缅怀让人难忘的人物”分成四类:1.创办者、校领导;2. 教师;3. 学生、校友;4.其他人物。调查结果除了两个学校各有一个“值得纪念缅怀让人难忘”的校友之外,其他人物资源都是一片空白。在全国性的文化建设热潮中,有些高职学院视仅有的标志性人物资源为救命稻草,出现了过度开发的现象。我们认为,作为校本文化资源的标志性人物在开发利用方面,既不能因为对人物内涵挖掘不够而浪费了资源,也不可因资源本身的精贵而不顾人物本身内涵的丰富与否过度开发——必须遵循适度原则,做到“无过无不及”。

要想做到“适度”,首先是要准确进行人物内涵的解读,选好开发角度。像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黄炎培、南通纺织职业技术学院的创办者张謇属于上述第一层次的标志性人物,自然应该从其职教思想、实业思想、其一言一行、功业特点等各个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开发,深入研究人物思想、言行、功业与现代职业教育的内在联系,“从中寻找学校当下及未来各种教育教学工作的‘发轫点’……使学校当下及未来的各种教育教学工作能够找到自己独特的历史源头,以显现某种特色,又能激活这些校本文化资源。”[2]如果对人物内涵研究不够或研究不透,将使以人物为主题的文化建设处于一种“不及”的状态,这是对校本文化资源的一种浪费。

对于前文所述第二、第三层次的人物,由于其内涵没有第一层次的人物那样丰富,所以特别要强调应根据其内涵特征进行相关的文化建设。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在构建“以邓建军精神为核心的学校文化”之初,研究小组分析认为,出生于1969年、当时年仅37岁的邓建军是一个“高素质高技能人才”,其人才类型属于“知识型工人”(习近平2013年接见全国劳模时也称邓建军为“知识工人”),其人才类型以及他立足岗位创新、立足岗位成才这一成才轨迹,非常契合高职院的培养目标;他成才起点不高,仅仅是在中专时期所学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这对因高考失利而变得自卑气馁的高职生极具鼓舞作用;他是“全国职工职业道德建设十佳标兵”,这种敬业奉献精神正是职业院校毕业生(也包括教职员工)必须具备的职业精神,是高职生必须具备的极为重要的核心能力[3]——因此,学院概括出了“爱岗敬业,自强不息”的邓建军精神,以之引领学院的教育教学乃至后勤等各个方面的工作,设计了系列活动。然而在特色文化建设过程中,有人提出邓建军事迹还应进一步挖掘,他回校讲课从来不拿讲课费,因此还应该成为师生的“道德模范”;有人提出应该将邓建军精神与企业文化、专业文化、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实习实训全部紧密地结合起来……出现了将人物当作标签、离开人物内涵特征牵强附会的现象。过犹不及,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这种过度开发的现象得到了纠正,有关人员在会议上提出了“内涵挖掘已经到位,有关工作应该继续”的观点,得到了大家的认同。这些都是对人物内涵解读不准确,以致开发角度选择偏差的结果。

对标志性人物开发要想做到“适度”,第二是要认真策划并持之以恒地开展相关活动。在活动开展方面,“过”的情况不多,较多出现的是活动开展不到位。有些高职学院尽管为作为校本文化资源的标志性人物塑了像,但是缺少相关活动;成立了与标志性人物有关的文化研究会,但基本没有开展有计划有目的的研究活动,以至于对标志性人物有关资料的挖掘很不到位;学生活动也缺少研究成果的引导,缺少总体设计,停留在学生自发的水平上。调查过程中笔者目睹此状,扼腕叹息。

. 高职学院以标志性人物为主线系统构建学校文化的工作步骤和基本思路

根据作为校本文化资源的标志性人物层次的不同,对标志性人物的开发也可分成两个层面:一是从一般文化活动的层面,仅仅将有关人物作为文化建设中的一个节点进行开发——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对舍己救人英雄耿高鹏的开发、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对“2012感动中国江苏选区十大人物”王辉的开发即属此类;二是从学校文化的层面从上至下进行系统设计开发。

从学校文化的层面从上至下进行开发,属于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学校文化表现为学校整体的思想、心理和行为方式,通过学校的教学、管理、组织和生活的运营而表现出来,是学校内部全体成员共同认可和遵守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学校哲学、行为规范、办学理念、管理方式、规章制度等的总和。”[4]“学校文化最大的特征就是其系统性和整体性。”[5]对于文化积淀较深的本科院校尤其是本科名校来说,以某个标志性人物为中心来系统地建设其学校文化,“很可能失之偏颇,抑制其大学精神的表达与发挥,抑制大学的创造空间”[6];高职学院培养目标与本科院校相比较为单一、更为明确,因此,高职学院以某个标志性人物为中心进行整体的学校文化建设,一般都不会抑制其创造空间,有关高职学院的实践证明,还能大大促进学校的发展,形成文化特色。

如果从建设整体的学校文化这一层面开发标志性人物,首先要求标志性人物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很高的成就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只能在前文所述的第一、第二层次的人物中寻找。高职学院这样的标志性人物非常匮乏,江苏共有70多所高职学院,拥有这一层次标志性人物的寥寥无几,以标志性人物为中心进行系统的学校文化建设的高职学院仅有6所,分别为: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黄炎培文化,南京化工职业技术学院——范旭东、侯德邦文化,南通纺织职业技术学院——张謇文化,南通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瑞荣文化,健雄职业技术学院——吴健雄文化,以及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以邓建军精神为核心的学校文化。这6所学院围绕人物进行学校文化建设时的工作步骤可以归纳为:

1.成立相关的研究会或其他专门组织,研究解读人物内涵;2.进行系统设计,制订总体设计文件及具体实施方案;3.设立人物雕像等系列景观;4.建立专门的人物事迹陈列馆(纪念馆),或者利用校园网建立网上陈列馆(纪念馆);5.持续开展系列活动;6.广泛宣传并通过一定的渠道进行成果申报。

从系统的学校文化层面构建以标志性人物为主题或主线的文化,其基本思路为:结合标志性人物内涵归纳提炼能够促进师生和学院发展的核心理念——努力寻找这一理念以及人物言行事迹与学院各方面工作的联系点,将这些联系点作为学院有关工作的“发轫点”——结合人物内涵,持续开展相关活动。

因为这样的学校文化建设依托的资源是所在学院独有的“校本文化资源”,因此,一旦建成,将成为“为了学校、基于学校、在学校中,其他学校无法同位复制”的校本文化[7]

参考文献:

[1] [2]倪筱荣.校本文化资源概念辨析及其开发利用[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2(7)

[3]倪筱荣,杨兴华,张涛.以行业杰出人物精神为核心构建高职院校文化的实践[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1135

[4]王晋.学校文化的社会学审视[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1(10)

[5][7]倪筱荣.论校本文化及其建设路径[J].教育学术月刊.2012(11)

[6]倪筱荣. 以行业杰出人物姓名为学校文化命名的利弊分析[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2(2

 

(本文201310月发表于《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