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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学校训与大学精神关系的“应然”与“实然”状态

作者:倪筱荣来源:学校文化研究会发布时间:2019年12月13日点击数:429

[摘要]大学校训是大学精神最集中的表现,体现大学精神的核心内容——这仅仅是对大学校训和大学精神应然关系的判断,二者的实然关系是:大部分高校校训只是从某个侧面、某个角度揭示其大学精神的部分内容,有些校训甚至与其大学精神缺少有机联系。大学校训难以完整准确地展示大学精神的原因源于大学精神及其语言概括的复杂性:大学精神是一种复杂的精神的“场”,不易用明确的语言进行概括,加之文化积淀较深的大学存在多种精神,各高校对自己独特精神的语言概括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应关注大学校训对大学精神的引领作用,主动以大学校训引领大学精神。

[关键词]大学精神  大学校训  应然关系  实然关系  引领 

   

   人们在讨论大学校训时,一般都以揭示大学校训与大学精神关系的方式阐述其含义,“大学校训是大学精神的核心”几乎成了学术界的公共判断。然而认真揣摩各大学校训与其大学精神之间的实然关系却发现,现实情况要比学术界的理想化论断复杂得多。我们把学术界所论述的大学校训与大学精神间的应有关系称作“应然关系”,把现实存在的二者间的关系称作“实然关系”。本文对这两种关系状态进行论述,以期为大学校训建设提供建议。

一.大学校训与大学精神的应然关系

先让我们摘录一组学术界对二者关系的论述:

1.罗忠贤:“大学校训是大学精神的最集中的表现,体现大学文化精神的核心内容。”1

2.“大学校训是对大学精神文化的理性抽象和认同。大学校训通过内涵深刻、寓意深远的短语,对大学精神文化进行浓缩和凝结,是大学精神文化最集中最本质的体现,是大学精神文化的核心内容。”2

3.高天明:“中国的校训可谓源远流长,而最能展现大学精神的是学校不同时期确立的校训和校风。”3

以上观点是对大学校训与大学精神应然关系即理想关系的论断,可以用图1来表示:

1  大学校训与大学精神应然关系图

中华书局出版的第一版《辞海》这样解释校训:学校为训育上之便利,选若干德目制成匾额,悬之校中公见之地,是为校训,其目的在使个人随时注意而实践之。大学校训铭刻于大学校园最醒目之处,作为不证自明的格言,其影响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如若一所大学的校训能够表达其大学精神的核心内容甚至直接表达其大学精神,也即其校训与大学精神之关系既是应然关系又是实然关系,这样的校训自然属于大学校训之上品。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北京师范大学的“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一校训植根于中国传统教育的沃土, 2500年丰厚的养料提供滋养,其传统由至圣先师孔子所开创,为一代又一代的教师所追求、践行,也为全社会守望和期盼,“熔铸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百年追求,对今后北京师范大学的发展,具有示以准绳、匡其趋向的意义。”4北师大官网则如此论述:“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学校秉承‘爱国进步、诚信质朴、求真创新、为人师表’的优良传统和‘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精神,形成了‘治学修身,兼济天下’的育人理念”5。由此可见,“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既是北师大的校训,又是北师大百年精神的体现,是北师大大学精神的核心。

二.大学校训与大学精神的实然关系

从大学校训与大学精神的应然关系审视国内高校的校训,像北师大这样的精品为数不是太多,大部分高校其校训只是从某个侧面、某个角度揭示其大学精神,如图2所示。

 2  大学校训与大学精神实然关系图

2显示的状态是:校训是其大学精神的内容之一,但很难定论就是大学精神的核心内容。北京大学校训曾经出现过多种版本:“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百年校庆时校刊上用通栏标题刊出另外的16个字——“爱国为民,闳放求真,民主科学,改革进步”,为通俗起见,很快又改成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张翼星在评价这些校训时话语意味深长:“这些提法,不能说与北大传统(在这里,北大传统就是指北大精神——引用者注)没有联系。”6在张翼星看来,这些校训属于北大精神的重要内容,但却不一定是北大精神的核心内容。中山大学的校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强调的是追求知识的过程,属于中大精神的内容之一,如果说这就是中大精神的核心,恐怕值得商榷。北京林业大学的“养青松正气,法竹梅风骨”强调的也仅仅是人格的完善,是否能够成为其精神的核心,需要进一步讨论。再看国外的例子:成立于1209年的剑桥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世界著名大学,其校训是“从大学(母校),我们可以得到知识”(here light and sacred draughts,拉丁文为:Hinc lucem et pocula sacra),该校训从1600年开始使用,至今未变。那么它是否属于剑桥精神的核心呢?剑桥大学博士卡洛琳·李在其《剑桥家训》中说:“剑桥大学是一所有近800年悠久历史的世界著名学府,但它从建校那一天起,就不是一台专门传授知识的机器,而是致力于培养学生的品质和修养。因为在剑桥人看来,知识可以随着学生的成长而丰富,而品质与修养一旦成型,就奠定了一生命运的基调。”7由此可见,剑桥的校训属于剑桥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却不一定能够成为其精神的核心。

2007年,杨卫军对国内 256 所高校校训所进行的调查显示,高校校训同质化、标语化现象严重。在被调查的 256 所高校中,校训中带有“勤奋”的为 68 所,“求实”的为 65 所,“创新”的为 59 所,“团结”的为 49所,“严谨”的为 25 所。在 256 个校训中,包含以上 5 个词语任何一词以上的有 147 个,占到被调查高校的近六成。还有一些学校的校训一模一样——有8所高校的校训同为“团结、勤奋、求实、创新”,有27 所高校的校训同为“严谨、勤奋、求实、创新”8。尽管高校校训的同质化、标语化现象并不能作为其校训脱离所在学校精神之依据,但要让这类校训成为其大学精神的核心内容,恐怕比较困难。我们仔细分析了其中有些高校的校训,很难看出与其大学精神之间的有机关系;有些成立不久的高校尚未形成独特的精神,加之从未围绕校训开展过活动,其校训成了校园内无足轻重的一块标语,师生们视而不见形同虚设。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大学以校方名义在校训之外另用语句明确表述大学精神,这一现状进一步说明了大学校训与大学精神实然关系的复杂性。常州大学校训为“责任”,而将“勇担责任,追求卓越”作为其精神;西南大学校训为“含弘光大,继往开来”,同时明确宣布其大学精神是“特立西南,学行天下”。单从字面上看,前者可清晰地看出其校训与大学精神之间的有机联系,后者则很难看出二者的关系。

三.大学校训难以完整准确地表达大学精神之原因分析

大学校训难以完整准确地表达大学精神,源于大学精神及其语言概括的复杂性。

1.大学精神本身是一种复杂的精神的“场”,不易用明确的语言进行概括。场的概念来源于物理学,是指物体在空中的分布情况,例如引力场、电磁场等。场离不开场中的具体物体,但又不是具体物体本身。同理,大学精神离不开大学的管理者、教师、学生乃至于后勤职工,离不开大学讲堂、学术研究、课外活动、宿舍夜半的争论、大学故事等等,但又不是这些对象(内容)本身。大学生活的方方面面互动共生,所形成的精神的场又反过来作用于大学内的人和事。语言作为思维的外壳,可以较为准确地外显抽象思维的过程,而对于形象思维、对于客观存在的外部世界、对于人们(包括个体与群体)的内心感受以及客观世界与人们主观世界相互作用情况等对象的表述,有时是捉襟见肘的。王体正、宋韧这样论述大学精神:大学精神“是在科学理念的指引下,经过所在大学人(特别是校长和名师)的共同努力,长期积淀而形成的稳定的、共同的精神品质、理想追求、价值取向、行为理念……是大学最富典型意义的价值取向和精神特征,是大学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的主要体现,是大学文化的核心和大学生命的灵魂所在……大学精神作为一种动力源,它是一种无形的资产;作为一种规范力量,又具体可感。”9一所成熟的的大学、尤其是经过长期历史文化积淀的百年老校,其精神意蕴浩若烟海,要用明确的语言来概括表述,实属不易,你只有身临其境才能体悟其精神。北京大学百年庆典时,不少记者请中文系陈平原教授用一句话概括北大精神,他拒绝了,他认为北大精神不可能“一言以蔽之”,陈教授的态度“蕴含着一种古老的思路——大象无形10

2.因为大学精神是一种复杂的场的存在,使得大学精神的语言概括也仁智互见。仍以北大精神的概括为例,钱理群赞同鲁迅先生的观点,认为是“批判”和“创新”;许智宏校长则指出北大精神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11;北大哲学系张翼星则认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是北大的基本传统基本精神,确认和把握北大的基本传统,并不否认或排斥其他方面的优良传统,如爱国、进步、严谨、求实等等,而把握了这一基本传统就是从教育、学术文化的视角把握了北大发展的精神命脉。他甚至认为“北大的校风、校训似也可顺理成章地表述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12——果真如此,则北大校训与北大精神会出现非常理想的关系状态,可惜张翼星的观点也仅仅是一家之言。

3.大学多精神。正因为大学精神是一种复杂的场的存在,一些历史文化积淀较为深厚的大学则可能存在多种精神。200532日,时任北大党委书记的闵维方做客人民网时曾这样概括北大精神: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勤奋、严谨、求实、创新;追求真理,追求卓越13。他使用了十个词语代表十种精神。

另外,并非所有大学都已形成大学精神。因为大学精神是一种场,它的形成有一个历史文化积淀过程,一些新成立的大学还谈不上大学精神,如若已经归纳出大学精神,也只能说是确立了其精神境界的追求方向而已——尽管如此,新成立的大学一般都已拟定了校训并名教于显赫的位置。朱镕基为新成立的国家会计学院题写了“不做假账”的校训,这一校训能否随着时间的延续成为其大学精神、是否值得上升为其大学精神,尚待进一步观察、讨论。

四.关注大学校训对大学精神的引领作用

大学精神是一种复杂的场的存在,“大象无形”;而大学校训则必须“有形,必须用非常明确的语言表达出来“悬之校中公见之地”。以“有形”述“无形”,想让大学校训与大学精神之间的关系出现理想状态,对于很多高校似乎只能是一种美好愿望。在研究了大学校训与大学精神的静态关系之后,我们似应更多地关注大学校训与大学精神的动态关系,重视大学校训对大学精神的引领作用和这种引领作用对大学精神塑造的意义。

这种引领作用表现在:大学校训从某个角度展示大学精神的某个方面(或重点从某个方面塑造大学精神),校训成为大学精神的发展(塑造)方向。大学精神是一种精神的场,一旦受大学校训的引领,便成为一种矢量场,这种矢量的大小与对大学校训宣传力度的大小成正比。

作为历史传承成分很浓的相对稳定的大学精神,必须有“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的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而大学校训则相对显得灵活,更有条件与时俱进。当然,大学校训的与时俱进不是简单地蜕化成所在时代的时髦口号,而是体现某个时代办学者先进的办学理念、育人理念。大学校训的与时俱进包括两种方式:一是根据历史和时代的使命、按照科学的办学理念推陈出新拟订新的校训。武汉大学现有校训是“自强、弘毅、求是、拓新”,而在一百多年的办学历史上校训修改了三次。南京大学现有校训是“诚朴雄伟”,而在这之前已经有过三个版本。东南大学在两江师范学堂时期的校训是“嚼得莱根,做得大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时期的校训是一个字“诚”,二十年代国立东南大学时期校训为“止于至善”,南京工学院时期的校训为“严谨、求实、团结、奋进”,在百年华诞之际,东南大学又恢复了“止于至善”的校训。北师大现有的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是启功先生于1997年在原有校训基础上重新拟定的,一经公布便盛名相传被奉为上品。二是对既有的校训赋予新的含义。20世纪50年代哈尔滨工业大学拟定的校训是“规格严格,功夫到家”,当时的含义是要有严格的教学管理制度和严格的教学要求,整个教学过程渗透教师、管理人员、学生工作干部及全体学生深入细致的、兢兢业业的工作和学习态度。改革开放后,哈工大将原来的理工科大学建设成以工为主,理、工、管、文相结合的综合性大学,“规格严格,功夫到家”这一优良传统也在时代发展中得到锤炼与升华。在发扬“规格严格,功夫到家”的优良传统中,更注重从培养擅长工程技术的专业性人才为主,向培养专业、能力、素质相结合的创造型人才为主转变,从单一的培养规格、模式,向多品种、多规格、多模式、因材施教式的培养转变,从“严管”、“严教”为主,向学生自我严格要求为主转变,从而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得“规格严格,功夫到家”的优良传统具有了新的时代内涵14

要充分发挥大学校训对大学精神的引领作用,必须对校训进行顶层的理念设计,建立向实践层面推进的机制,校长等学校主要管理者身体力行,持之以恒开展系列活动。

    正视大学校训与大学精神之间的实然关系,关注、发挥大学校训对大学精神的引领作用,则大学校训与大学精神的关系将逐步向应然状态发展,大学校训才就有可能真正成为大学精神的核心。

 

[参考文献]

[1]罗忠贤.试论校训的写作技巧[J].应用写作.2006(2)38

[2]张广宏、刘海龙.“大学校训与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研讨会综述[J].高校理论战线.2010(10)64

[3] 高天明. 校训与近代中国大学精神[J]. 黑龙江高教研究.2004(7)22

[4] 徐梓.“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历史诠释[J].教育学报. 2006(12):71

[5] 北京师范大学网.北京师范大学概况[EB/OL].[2011-7-10] http://www.bnu.edu.cn/xxgk/xkzs/index.htm.

[6]张翼星. 试论北京大学的基本传统[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5)142

[7] 金晖.剑桥很远剑桥精神并不遥远[N].中国教育报.2008-4-3.7

[8] 刘阳.勤奋、求实、创新、团结、严谨——大学校训,为何似曾相识[N].人民日报.2007-07-.25. 11

[9] 王体正、宋韧.大学精神推动大学发展[N].光明日报2007-01-24.11

[10] 关成华.北京大学校园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56

 

[11]关成华.北京大学校园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71

[12]张翼星. 试论北京大学的基本传统[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5)145

[13]人民网. 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EB/OL].[2011-7-10].http://www.people.com.cn/GB/14641/14644/3213915.html

[14]刘家琦.哈尔滨工业大学[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32

 

发表于《教育与职业》2011年第35